1946年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撒了什么谎？
近期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为我们揭示了东京审判的完整文献。这套庞大的文献档案，共包含80卷、5万页、一千万字，再现了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的每一个细节。
回溯到65年前的11月12日，那场审判结束了，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花费了9天的时间才宣读完。而这次审判的对象仅仅是28名日本甲级战犯，其中七人被判处绞刑。
东京审判的历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时刻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这一天，因为一个特殊人物的出场，被历史铭记为“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物，就是曾经的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溥仪的人生角色多变，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等，而他的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再次发生了变化。作为日本侵略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他的出现，为法庭提供了关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他甚至拍案控诉，然而他也因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而惴惴不安，隐瞒了部分事实，试图开脱自己的罪责。这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人生中复杂纠葛的一面。
回溯到1946年5月，初夏的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目破败。战后的东京，超过七成的建筑被炸毁烧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少数在战火中幸存的建筑之一，其选择作为审判地点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这栋大楼在战前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而在战时，它则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号施令中心。如今，它成为了战犯接受审判的法庭。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采用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溥仪在证人席上的宣誓，更是让整个庭审达到了高潮。
溥仪的出庭，让那些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利用法庭为他们提供的“权利”来逃避罪责。当溥仪走上证人席，一些人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立刻变得脸色惨白。
那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超过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而溥仪的出现，更是让媒体记者们兴奋不已。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对溥仪的出现充满了恐惧和惊惧。他们的命运似乎与这位曾经的皇帝紧密相连，而溥仪的证词则成为了他们无法逃避的噩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庄严氛围中，曾经的牵线木偶如今成为了最直接的证人。他口中的每一个字眼，都可能是决定那些罪人命运的判决书。那些曾在股掌之间玩弄他的人，如今在他面前颤栗不安。他的名字，在法庭上回荡，令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如坐针毡。
美籍检察长季楠的目光如炬，他指向被告席上的某个人物：“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是他吗？”溥仪只是迅速瞥了一眼，便坚定回答：“是。”庭审现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板垣上校的反应被媒体生动地描述出来。在聆听之时，当他的名字被提及，他瞬间表现出不安。他的手指颤抖地触碰耳机下的电线，当溥仪提及他运用威胁手段时，板垣的面部因恐惧而扭曲，嘴角向下，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但无法掩盖内心的恐惧。
溥仪坐在证人席上，内心也并不平静。在从苏联飞往日本的途中，他一直在揣测自己的角色，担心自己不是被请来作证，而是被押回接受审判。他形容自己如同惊弓之鸟，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始终伴随着他。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和“大臣”们仓皇出逃。被苏联俘虏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会留在苏联，因此对苏联的生活表现出满意。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开始感到惶恐。当他得知有人试图将他带回时，他吓得魂不附体。
在苏联的关押期间，溥仪经历了许多让他惶恐的事情。苏方要求所有俘虏接受讯问，并写下关于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深知自己与日本的罪行脱不了干系，他开始紧张地准备应对苏方的讯问。他告诫亲属和随从们如何回答，甚至为此不惜使用来收买人心。
当谜底终于揭开，溥仪得知自己将被送往东京军事法庭作证时，他再次陷入了惶恐。在飞机上，他心怀疑虑，甚至误以为苏联当局要把他送回国内受审。直到飞机降落，他才略感放心。
到达东京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助手裘劭恒看望了溥仪。最初，溥仪对裘劭恒的出现感到恐惧，以为他要对自己进行审判。随着裘劭恒的多次探望和解释，溥仪逐渐放松了心情，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庭审过程中的直讯部分对于溥仪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他需要回忆并描述那些与日本的交往经历，以及日本如何利用他作为傀儡进行侵略的事实。他的每一个回忆和描述都将对庭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溥仪的证言将成为历史的见证，决定那些罪人的最终命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昔日皇帝溥仪在自传中首次公开了他关于“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伪满洲国的内心独白。他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叙述了那段历史背后的复杂情感和个人抉择。
在法庭上，溥仪坦然承认孙中山的伟大和自家王朝的腐败，并称革命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这种自我剖析在当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法庭来说，这样的自我剖白并没有实质意义，法庭更关心的是溥仪为何离开天津前往满洲。
溥仪口中描述的胁迫和绑架背后的真相，实际上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阴谋。日本长期筹备，软硬兼施，最终将溥仪诱骗到东北。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利用溥仪的身份和影响力，建立一个便于控制的傀儡政权。
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等日本军部高官参与了这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他们利用溥仪复辟清王朝的心理，承诺建立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新国家”，并以此为诱饵，劝说溥仪出任“国家元首”。他们还通过一系列威胁手段，包括恐吓和强硬信件，迫使溥仪做出决定。
在面临生命威胁和国破家亡的绝望中，溥仪最终选择了妥协。他虽然一开始拒绝了板垣的邀请，但在重重压力下，他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抵抗，最终选择了屈服。这一决定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命运，更关乎整个民族的命运。
法庭上的季楠检察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不断追问溥仪的内心想法和真实动机。而溥仪则通过自传的方式，坦诚地揭示了这一切背后的真相和无奈。他的内心挣扎和矛盾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推上历史舞台的小皇帝的无奈和悲哀。
这段历史不仅关乎溥仪个人的命运，更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它提醒我们，面对强敌和压力时，我们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不能轻易屈服。我们也应该尊重历史，铭记历史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溥仪在法庭上坦诚地回忆，曾经与李顿有过一次长春的会面。他渴望找个机会与李顿单独交流，但现实却让他无法实现这一愿望。他周围总是围绕着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他们以“保护”的名义监视着他。他担忧向李顿透露实情会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的记录显示，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声称自己是受满洲民众拥戴而来，强调他的国家完全是自主自愿的。但背后的真相却远非如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透露，日本人始终防范着溥仪与调查团的单独接触，任何形式的沟通都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进行。溥仪的一举一动，无论多么微小，都逃不过那些如影随形的监视者。他就像是一个被操控的傀儡，无法自由行动。
谈及伪满洲国的权力架构，溥仪深感无奈。尽管板垣声称“满洲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溥仪并没有自由。根据1932年的《满洲国组织法》，他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但立法院会议从未召开过。他开始时的热血与抱负逐渐在现实的冰冷中冷却。他尝试做一个明君，但发现所谓的“大臣”不过是名义上的存在，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新《组织法》颁布后，尽管赋予他“皇帝”的身份，但他依然没有实权，只是被允许在法律条文上“裁可”。每年与关东军司令官的会见也只是形式，连对话的权限都没有。久而久之，溥仪的“勤政”热情被消磨殆尽。当谈到他的傀儡生涯时，他愤怒地攥紧拳头，猛烈地捶击证人台，“十四年来，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
庭审中的溥仪时而紧蹙眉头，时而微动身体，情绪激动时甚至敲打证人台，引起全场关注。第一天的作证结束后，他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决定在第二次出庭时敞开心扉，“多说一些”。在庭审过程中，他突然提及谭玉龄的死，声泪俱下地说：“我的爱妻谭玉龄被吉冈中将杀害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指控震惊了全场，法庭大厅瞬间鸦雀无声。谭玉龄是他情感深厚的妻子，她的死成为他终身的伤痛。提及此事，溥仪情绪难以自控，再次猛烈地捶击证人台。对于谭玉龄的死因和吉冈中将的指控，法庭上充满了疑惑和震惊。这个故事不仅揭示了溥仪情感的脆弱和痛苦，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下人性的复杂和无奈。
据溥仪回忆，本应按每小时注射一次的葡萄糖，却在漫长夜晚仅得到两三次的注射。这一疏忽导致了他的妻子谭玉龄在清晨时分不幸离世。这一事件似乎充满了疑点，让谭玉龄的死因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死因的谜团，溥仪在法庭上归咎于一场阴谋。由于日本人的压迫和威胁，溥仪不敢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历史学者沈燕认为，溥仪的指控可能源于他的个人情感与动机，但也可能是基于对事实的观察和推理。在日本人急切想要在“皇室继承人”问题上做文章的大背景下，谭玉龄的死因被疑为日本人所为。
在法庭上，溥仪还提及了另一桩血案——凌升的死亡事件。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案件，凌升因对关东军的飞扬跋扈稍有微词便被草草处决。这一事件让溥仪深感震撼和无奈，也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猜测——谭玉龄的死因可能也与日本人的阴谋有关。
溥仪在法庭上的陈述生动而富有情感。他描述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侵略计划，如何通过“八纮一宇”的理念来奴化全世界，尤其是如何将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实验场。他强调了自己被剥夺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权利，甚至被迫在日本会见天皇，接受所谓的“神器”。这一切都在法庭上得到了证实和阐述。
在法庭之外，伪满洲国的人民也遭受了类似的苦难。他们被强制崇道，不敬神社者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些措施是日本为占领东北、实现“日满”同化所采取的手段。自溥仪“请神”开始到日本投降的五年间，伪满洲国境内共兴建大小神庙295座，任何人走过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违者将受严惩。这一切都在展示着日本人的野心和残忍。
接下来的六天，溥仪在法庭上的经历正如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所描述的那样，面临律师的逼问，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那六天，对他来说就像是在烈火的烘烤下度过的，正如俗语所说，过了六天的“热堂”。
8月20日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这个阶段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方式，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日作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
一位名叫鹈泽聪明的日本律师开始了他的质问，他巧妙地引导溥仪承认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并未如他所愿。
很快，一位熟悉英美法系审判方式的美国辩护律师登场了。为了公平起见，法庭为每位被告配置了一名这样的律师。这些律师在法庭上表现得十分咄咄逼人。其中，布莱克尼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他在公审庭上的表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布莱克尼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采取了“冲锋肉搏”的战术。在第一次交锋中，他反复提问，围绕着溥仪是否有复辟的意图。溥仪对此表现出些许不耐烦，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作答。
布莱克尼并未放弃，他决定改变策略，当场宣称自己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信上印有溥仪的皇帝御玺和郑孝胥的签名，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信的内容是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
当黄绢信转到溥仪手中时，他静静地研究了数分钟，一言不发。然后，他突然将信扔在了地上，宣称这是伪造的。布莱克尼追问关于御玺的真伪，溥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也是假的！”
局面发生了反转，布莱克尼迅速反扑，追问信上的笔迹是谁的。溥仪回答“不知道！”当布莱克尼问及是否是郑孝胥所写时，溥仪表示他不确定。在后续的质询中，溥仪表现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检察长季楠当庭建议鉴定此信，最终被法庭采纳。鉴定结果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
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许多人对布莱克尼的行为表示讥讽，认为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他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撒了谎。据王庆祥透露，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这也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这场法庭戏码不仅揭示了溥仪的内心世界，也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深刻影响。在伪满洲国的历史进程中，溥仪的角色并非完全被迫，然而他的角色并不光彩。当被召唤至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顾虑。尽管他手中掌握着大量能够揭露关东军罪行的证据，却因为担心自己的命运会被牵连，而选择了将其付之一炬。
溥仪的回忆透露，在关键的时刻，他和其他亲属在出逃前夜，将内廷中的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等珍贵证据悉数销毁。这些证据如若出现在东京法庭上，无疑会让溥仪的证言更具分量。这些证据却在焚烧的火焰中化为灰烬。
尽管溥仪在作证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合作态度，但他始终未能完全放下心中的顾虑。当面对关于是否复辟的质疑时，他并未让这个话题影响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指责。在作证过程中，他并未完全敞开心扉，提供所有可能的证据。例如，他曾计划谈及与日本天皇的交往，但最终这个提议并未得到批准。这是因为日本天皇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而溥仪的证言可能会揭露天皇的罪行，这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是不被允许的。
回到苏联后，溥仪心有余悸，他用伪装的方式防备着东京法庭可能的进一步行动。尽管他写下了自己的经历，但其中的文字变得扭曲，似乎在掩盖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东京法庭并未再与溥仪联系，而最终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死刑。
晚年时，溥仪对自己的作证经历深感遗憾。他害怕受到祖国的惩罚，因此在作证过程中有所保留。美国记者在书中描述了他的“皇帝形象”，称赞他是一位精明、狡猾的侦察大师。他在特殊环境下的表现也反映出他的内心矛盾和不安。
在苏联被关押四年后，溥仪被新成立的引渡至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经过改造，他于1959年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深远，使他对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和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反思。他在证词中的保留和隐瞒，也成为历史悬而未决的谜团之一。尽管如此，他的经历仍然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注脚，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性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