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中国之最(姚洋：到2030年，中国将大概率超
编者注：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姚洋，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其学术成就卓越。
姚洋教授于2016年荣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并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重要奖项。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在国内外，他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并著有《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中英文版）以及《发展经济学》等著作。
近日，姚洋教授受邀至长安讲坛发表演讲，主题为中国经济的调整与前景。因疫情影响，此次讲坛以线上形式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姚教授首先回顾了2020年的经济形势，然后深入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调整以及未来10-20年的发展前景的看法。他展望了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态势，并强调了新技术发展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
姚洋教授认为，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有望进入高速增长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将会迎来一波新的技术革命，带动经济全面增长。对此，他提出在新技术领域应容忍“过度投资”和一定的泡沫，因为泡沫是现代经济和资本市场创新的必要组成部分。
姚洋教授还谈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到203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75%以上，大量人口将集中在七个主要的城市化区域。这一趋势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动力，同时也有助于对冲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姚洋教授还大胆预测，中国有望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历史性事件将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使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直接与美国展开竞争。
更多关于姚洋教授的精彩观点，包括他对今年经济形势的独到分析、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深入洞察，以及对新技术领域投资泡沫的看法等，都可在他的演讲实录中找到。长安讲坛虽因疫情而转为线上交流，但姚教授的演讲依然充满激情与深度，相信对每一位听众都有所启发。
当前消费物价保持平稳上升态势，仅上涨了0.5%。针对社会上关于中国经济滞胀的议论，我们应明白，目前并未出现通货膨胀。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过剩产能在发挥作用，企业开工率维持在80%左右，成功吸收了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制造业展现出强劲复苏势头，投资增速同比增长19.2%，工业增加值保持7%的两年平均增速，可谓发展迅猛。
下半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消费端。商品零售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4%，今年“十一”长假期间的消费情况并不如预期旺盛。数据显示，出行人数和支出均有所下降，相较于2019年，恢复程度仅达到70%。从消费支出的角度看，更是只恢复到2019年的60%。
尽管制造业增速有所放缓，房地产降速运行，企业拿地意愿下降，但近期出现的限煤限电现象并非完全消极。这一现象主要是源于用电量的快速增长，上半年增长率高达16.2%，相较于2019年同期也有15.6%的增长。这说明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且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带动的。减排任务以及进口煤炭配额的限制也是造成限电的原因之一。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能源紧张局面，预计这一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最近一个月左右，房地产政策开始有所调整。面对疫情的影响和地方财政压力，国家正积极解决限煤限电问题，货币政策也释放出积极信号。随着发达经济体复苏强劲，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假期有望提振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回顾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2.7%，对全年增长贡献达到6.35%。预计全年经济增速超过8%的目标应该能够顺利实现。
谈及2010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在长周期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世纪头十年是超常增长期，过去十年则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经济失衡逐渐被修正，投资、储蓄和消费的比例也在逐渐调整。尤其是中国的消费占比在逐渐上升，而储蓄占比则有所下降。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但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未来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在稳步推进，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过去的十年里，消费占比的上升无疑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的释放。我们也要认识到，消费占比的上升不应过快，需要平衡的是储蓄的占比，以确保经济的稳健发展。
提及的“双循环”战略，其中的内循环以消费增长为主导，这一趋势从2010年便已显现。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则保持相对稳定。
在GDP核算中，存在一个常被忽视的部分，那就是企业消费。按照会计准则，企业的某些支出如请客吃饭被视为成本扣除，并未计入最终消费。这部分数字可能相当庞大，导致GDP和人均GDP的实际情况被低估。
扣除新购住房后的居民储蓄率，其波动与经济增长率紧密相连。经济增长的起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储蓄行为，新购住房作为自动储蓄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人对房地产的特殊情结。
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总量的变化，在经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虽有所下降，但如今已趋于稳定。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经济实力不容忽视。
随着经济的调整，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信号。我们关注劳动收入，是因为不能让少数人富裕、只让资本所有者受益。劳动收入占比的U型倒转，源于增长模式的变化，服务业的崛起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服务业的崛起带来了就业构成的转变，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流向服务业，特别是在像外卖这样的行业中，劳动者的收入占据很大比重。随着服务业占比的上升，这种情况愈发普遍。
基尼系数的下降是收入分配改善的一个积极信号。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收入分配也开始逐步改善。
谈及去工业化，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农业份额下降，服务业份额上升，工业份额先升后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加入WTO后的十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如今，工业就业和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
一瞥之下，便可发现全球研发(R&D)领域的格局已初步形成，两大巨头——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占据显著位置。美国投入的资金折合成人民币约为2.6万亿，而中国则紧随其后。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占据了全球的一定份额，约8.5%，但相对于中美而言，显然逊色不少。德国、韩国和法国等国家在全球研发领域的投入虽然有所贡献，但总体看来，其总和几乎与中国相当。显然，全球研发领域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美双雄争霸的时代。GDP总量的增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科技投入与GDP总量息息相关。
深入探究细节，我们发现研发实验占据了最大的份额，达到了82.7%。基础投入和应用分别占6%和11.3%。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据了其总研发投入的12%，而中国则只有其一半。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在技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美国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因此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维持其领先地位。而中国还在追赶阶段，因此基础研发投入相对较少是可以理解的。
实验发展投资是研发中的重头戏，特别是在产品实验方面。这一环节极其耗费资金，尤其是在材料领域。为何我国在材料领域存在如此大的差距？答案直指核心：资金和技术研发时间的投入不足。这一领域的进步完全依赖于经验和长时间的实践摸索，别无他法。例如，制造7纳米芯片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实验保证，每一次印刷都必须精确无误，否则整张芯片就付诸东流。
我曾深入探访过一家隐秘冠军企业，位于山东，专注于生产玻酸——一种能让皮肤紧致的神奇物质。这家企业的玻酸产量和效率均居全球之首。当我问及他们如何实现技术突破时，答案简单而深刻：靠摸索和经验。他们的生产技术仅掌握在两位核心人物手中——一位是懂理论懂技术的总工程师，另一位是经验丰富的车间主任。这位车间主任通过日复一日地观察、调整配方，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实现了生产效率的飞跃。原先与德国企业的竞争如今已全面占据优势，甚至让日本企业望尘莫及。尽管我们在一些高精尖材料领域仍有差距，但这家企业的成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从机构分布来看，企业在全球研发投入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情况与全球趋势相似，研究机构占比14%，高校占比8%。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高校投入比重较低，但我们有中科院这一强大的系统作为支撑。
南方工业的崛起，如同破晓的曙光，虽初时微弱，但自2016年起，光芒逐渐盖过了北方。这一巨变背后的原因众多，如南北文化差异、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等，但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北方去工业化的步伐过快，而南方则正在经历再工业化过程。江西、安徽等省份的工业化速度迅猛，减缓了南方的去工业化趋势。
这场去产能的变革，犹如一场工业的“优胜劣汰”，低效、污染重的企业被时代淘汰，而更高效、绿色的产能则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我们曾到访山东，目睹了莱芜钢厂、济南钢厂等企业的整合搬迁，他们迁移至日照，借助优良的港口，实现资源的快速流通。日照钢铁公司这个民营企业也在转型升级，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巨头。在其产能尚未完全释放之际，北方的工业实力自然难以匹敌。总体而言，去产能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接下来谈谈去杠杆。去杠杆的浪潮主要源于2018、2019年，当时中国宏观杠杆率攀升，影子银行无序发展，风险逐渐暴露。于2018年4月27日发布了资管新政，旨在管控风险。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过度执行的情况，叠加贸易战的影响，导致股市震荡。一段时间里，股市市值大幅下滑，部分民营企业的股票质押爆仓，被国有企业接手。这并非政策转向，而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去杠杆虽带来了一些阵痛，但也让民营企业学会了风险管理，淘汰了低效企业。
回顾过去十年，我们经过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如同上世纪90年代那样清除了大量僵尸企业，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展望未来十年，我们有望迎来一个较高速的增长时期。
再来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展望。新的技术长周期正在开启。过去两百年间，世界经济靠几次大的技术革命推动。如今，一个新的技术长周期正悄然开启。要想让新技术带动经济全面增长，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新颖、成熟、应用广泛。中国已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我们需要容忍新领域的过度投资和股市泡沫。我们也要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效率，吸引更多投资涌入。技术的成熟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并持续投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技术长周期中抓住机遇，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站在千年的交汇点上，全球正经历着一场技术革新，而符合新兴、成熟且前景广阔三大条件的技术领域，无疑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以及新能源。对于这两个领域，中国的表现尤为亮眼，可以说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沿。我们回顾北宋时期的辉煌，如今，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复兴，更是要超越北宋时期的领先位置。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我们的世界。诸如波士顿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已经展现出超越人类的强大能力。未来十年内，许多危险或艰苦的工作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包括战场侦察等。在中国，自动化技术的成熟度已然非常高。例如洋山港无人码头以及黄岛码头的成功运行，证明了这一技术的可靠性。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机器人队伍。为何中国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这得益于我们丰富的数据资源、庞大的市场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我们的技术人员数量众多，质量卓越。
在新能源领域，尤其是太阳能技术方面，中国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从20年前开始，太阳能技术逐渐崭露头角。在的大力支持下，光伏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如今，中国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全球80%的太阳能设备都使用中国制造的光伏组件。虽然过程中有过失败和损失，但一批企业依然掌握了核心技术，太阳能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已经与火力发电相当。尽管存在夜间无法发电的问题，但随着储能技术的突破，太阳能的潜力将更加巨大。风能虽然更洁净但稳定性较差，大规模应用仍有挑战。核能虽然安全但公众对其仍有疑虑，因此其短期内的应用可能受限。我们正面临碳达峰的挑战，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提高能源效率，还需要调整能源结构。煤炭虽然是我们主要的能源来源，但其对环境的影响巨大。“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降低煤炭的消耗比例，同时推动新能源的发展。
随着全球碳价统一趋势的加强以及欧洲碳税的开征，非洲的能源发展问题愈发凸显。而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为非洲的能源转型贡献力量。为此，我们不再在非洲建造火电站，而是致力于太阳能电站的建设，以应对非洲的电力短缺问题。这不仅是对非洲的援助，更是全球环保责任的体现。
回溯至2012、2013年，中国开始涉足电动车领域时，减排并非主要目标，更多的是希望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面对80%石油依赖进口的现状，高油价成为发展的重大阻碍。我们选择了发展电动车，开启了弯道超车的战略。尽管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学家们的疑虑和补贴的问题，但中国的电动车产业仍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我们的电动车补贴策略相较于光伏补贴更为理性，从2018年开始逐步退补，至今已见成效。中国的电动车销量占全球的30%至40%，而燃油车仅占10%。这一巨大优势背后，是我们领先的锂电池技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的技术处于世界前沿，为中国电动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比亚迪，凭借刀片电池的快充技术，市值成为中国汽车业之冠。而宁德时代，不仅锂电池技术领先，还在研发钠电池，以应对锂资源的稀缺性。尽管钠电池密度较小，但其已足够满足城市内的日常需求。实际上，我们的城市里并不需要每次都行驶500公里，200公里或100公里的续航已足够应对日常需求。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大楼下的停车场就准备建20个充电桩，且充电免费。
中国制造的同等质量汽车，其成本比欧洲低20%至60%，这是前所未有的优势。在电动车领域，我们的领先型电动汽车如“蔚小理”的续航能力已超越传统汽车。特斯拉在中国打价格战，将高档电动车价格拉低至20万以内，但“蔚小理”依然稳稳当当。其车辆价格虽高，但销量增长迅速，反映出消费者对其产品价值的认可。
在南方城市，特别是海南，电动车已成为新车市场的主流。那里新车超过一半都是电动车，且多为北京看不到的牌子。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变化，反映了电动车的普及程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蔚小理”今年7月的销售量超过了8000辆，这意味着其年销售量将突破10万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标志着中国消费者开始偏好本国制造的豪华汽车。这一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人们开始更青睐于乘坐智能化、现代化的电动车。
以前我曾认为新兴的电动车制造商无法与传统车企竞争。但现在看来，传统车企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并未如预期那样占据优势。因为电动车的竞赛是智能化的竞赛，而非简单的底盘和内饰的比拼。“蔚小理”凭借其核心的智能系统技术赢得了市场。传统车企要想追赶这一趋势并不容易。奥迪、奔驰、宝马等全球知名车企在中国推出的全电动汽车并未取得预期的销售成绩，而新兴的电动车制造商却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我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将如日本汽车在上世纪80年代一样大规模出口。中国将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低端电动车，同时高端电动车市场仍将保持其份额。这是先进技术支撑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谈及城市化，过去是人口从中西部农村直接跳跃至一、二线城市的模式，大量农村青年变为产业工人。但自2010年特别是2014年后，这种城市化模式发生了改变。新的城市化趋势我称之为城市化2.0。自人口梯度转移开始以来，农村人口逐渐向县城或中心城市流动，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也开始向一、二线城市迁移。这一现象在2014年后变得尤为显著，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基本不再增长。
习主席在谈论“十四五”规划时，强调了城市化的重要性，指出要完善城市化战略。他明确提到，城镇化和城市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背后的理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城镇化主张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而城市化则鼓励大城市的合理发展。
在2020年8月24日的学者座谈会上，陆鸣老师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仍有发展空间，需要发展大城市。这一观点反映了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大转变。习主席指出，要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这一观点与过去的主张存在明显差异，过去我们曾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而现在则承认人口集中是合理的。
从全球视角来看，人口分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以美国为例，人口主要集中在东海岸的老殖民地、中西部地区、五大湖地区以及西海岸和佛罗里达等地。而在日本，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从东京到大阪的狭长区域，仍在不断向此集中。尽管有观点认为村庄数量在减少，但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那么，城市规模是否有边界呢？从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来看，体重的增长符合三分之二幂律，存在极限。城市不同，其产出受1.15幂律影响，能源消耗则受0.85幂律影响。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产出会超常增长，因此城市没有边界。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各国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称为“七步五法则”。横轴为城市人口的对数，纵轴为城市人口排序的对数，二者之间呈现出线性关系。在中国，这条直线甚至比美国还要平直，表明人口分布的均匀性。
从2010年到2020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北三省、华北、西北的一些省份人口在减少，而东南沿海地区则呈现出人口增长的趋势。在城市层面，以西安为中心的胡焕庸线分隔了人口增长和流失的区域，深色的地区表示中心城市人口的增加。
国家已经确定了九个中心城市的名单，围绕这些城市将形成七个中心城市区域。到2035年，这些区域的城市化率将超过75%，并有可能集中全国60%以上的人口。人口集聚会带来更大的效应，对冲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内消费，缓解经济压力。这也可能导致经济分化，城市化区域的经济发展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人口流出的省份经济可能走下坡路。这是一个双刃剑的选择权应该留给老百姓自己决定。例如东北的人口流出虽然带来了经济压力但同时也让留下来的人享受到更好的资源环境。同时像美国的匹兹堡虽然曾经是钢铁之都却在经历衰落之后开始新的发展循环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变化时要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自己过去的局限实现新的成长和进步。时隔二十多年，匹兹堡再度焕发生机，成为美国的制造业和保险业中心。这座城市的地价低廉，工业基础雄厚，许多厂房设施得以再利用，吸引了众多企业重返此地。我们无需过于担心一个地区会永远陷入衰退。曾一度衰落的纽约，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也实现了复兴。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成渝地区。这里的人口分布和人均GDP呈现出独特的格局。成渝地区以成都和重庆两大巨型城市为核心，它们的人口总量和人均GDP领跑整个区域。这两个城市的崛起，却使得周边城市的人口下降，GDP增长放缓。这条走廊成了四川盆地增长最为缓慢的区域。显然，靠近大型中心城市，对周边三、四线城市的发展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在四川、重庆地区，过去十年的人口变动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在初期，各个城市都在发展，彼此之间相互促进。但随着成都的经济活动逐渐高级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开始集中。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建设，虽然为区域交通带来了便利，但也使得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人口流向大型中心城市，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流失的困境。
那么，三、四线城市应如何应对呢？关键在于发展产业，提高生活品质。成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企业和人才，生活品质高，使得成都成为了年轻人的向往之地。与此一些城市选择向中心城市靠拢，如开封与郑州的同城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再看向广东的情况，人口同样向珠三角集中。一些如揭阳、惠州的城市，由于产业的支撑，GDP增长依然强劲。
与美国的对比更显示了中国的蓬勃发展。过去十年，中国的GDP总量从仅占美国的39%增长到71%，展现了非常快的追赶速度。预测显示，如果中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在很多领域，包括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将有能力与美国展开直接竞争。
文章来源于腾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