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最地理与自然的关系(对远东的地理概念和
远东简介
借助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交融，我们逐步探寻远东的独特面貌与其文明的源远流长。远东，这个广袤的地域，既有热带、亚热带的风貌，也有干旱、半干旱的地区。
一瞥远东的地理，已足以对其丰富多彩和奇异命运略知一二。对于旅行者、记者和地理学家而言，这片土地仿佛一部生动的史诗，展现着文明的繁荣与变迁。我们必须警惕，避免被某种绝对的地理决定论所迷惑，以为地理环境能专制地解释一切。这样的理论在亚洲，就如同在其他受历史和人类努力影响的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
从广义上讲，远东是一个热带和亚热带的世界，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这里既有印度“火炉”的炎热，也有华南的湿热；既有高耸入云的森林，也有生长极其迅速的植物。在爪哇的伯伊滕索格植物园中，某些藤本植物的生长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天一米。
远东并非只有温暖湿润的一面。这里也有干燥、寒冷的地区，如印度河流域、恒河中游以及德干高原中部。同样，中国既有寒冷的华北黄土平原，也有茂密的东北林海和极北地区的冰雪世界。
华北的冬季严寒，首都北京位于其东南端，人们在这里过冬的方式富有生活气息。谚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18世纪的一位文人曾描述，在寒冬时节，如果穷亲戚朋友来访，他们会熬一锅热粥，配以腌姜小菜，让老人暖和身子、解人急需。
有时，这些寒流和降雪会南下到南方的热带地区。例如，在1189年，南宋的都城杭州——这座长江以南的城市竟然下起了雪，“竹子的茎干发出奇怪的响声”。
初看之下，地理向我们展示的是各地的差异性，而非共性。但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另一种视角，找到远东各地的统一性？东南亚的地理环境无疑复杂多变，但统一的并非地理环境，而是一种单调却强大的物质文明。这种文明在远东各地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力远超地理、自然和人文因素。它根植于遥远的过去，是“个人和集体心理的产物”，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它独立存在，拥有自己的运行方式。
所有的报道都强调，这一文明在各地区有着共同的特征：几乎都是素食文明。西方旅行家的描述一再重复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例如，1609年一位西班牙旅行家报告说，日本人唯一吃的肉类是。一位17世纪的德国医生也宣称，他们对奶酪和黄油一无所知。他们的饮食主要依靠五谷杂粮以及清酒等本地产物。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五”这个数字都具有神圣意义。在这份食物清单中还可以加入粟、蔬菜和鱼等食材。肉类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罕品。
在印度和其他地区进行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在游历印度时观察到士兵的饮食非常节制以素食为主这同样反映了远东各地饮食文化的共同特征素食为主导再加上对特定食材如米饭蔬菜的依赖构成了远东人民饮食结构的基础这也体现了他们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理念强调健康与自然的生活方式无论身处何地何种环境他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一物质文明虽古老但至今仍然深深根植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展现了远东人民的坚韧和智慧在遥远的年代，科尔特斯神甫观察并记录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他感慨地写道，若中国人如西班牙人一般大量吃肉，饲养足够多的牲畜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在富裕的家庭，肉类也是稀缺的，人们仅在饭桌上配以几片猪肉、鸡肉等作为餐前点心。这种饮食习惯，甚至在18世纪的英国旅行家那里也得到了相似的记载。北京，作为鞑靼供应牲畜的中心，人们仍然以少量肉类与蔬菜搭配，似乎并不追求大量的肉食。
这种饮食习惯并非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肉，相反，当动物因意外或疾病死亡时，它们会被迅速食用。英国旅行家甚至以某种不屑的口吻提到，对于这些中国人来说，似乎不洁和洁净的肉类并无太大区别，他们同样享受食用蛇、青蛙、老鼠、狗、蝙蝠等动物。
这些观察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无数段落的证实。在一部小说的描述中，一位装腔作势的年轻寡妇的饮食习惯生动展现了富人日常生活的奢华，她想吃鸭子、鱼、蔬菜和笋汤等，还要喝大量的米酒，享用炸麻雀和腌小龙虾。这样的生活显然是一种挥霍。
诗人郑板桥则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他希望节日时家中所有人能与他一同分享盛宴。他的书信中提到的食物包括荞麦圆饼、热米粥等。尽管有一位富有的高利贷主拥有当铺，他的饮食习惯仍然简单，只是吃用开水泡的热米饭。
到了20世纪，中国的饮食习惯改变甚微。一位记者在1959年描述道，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他们仍然倾向于素食，饲养肉牛被视为对卡路里的巨大浪费而遭到禁止。他们消耗的热量主要来源于蔬菜、谷物和少量的肉类。他们的蛋白质来源于大豆、芥菜籽和各种植物油。这种饮食习惯的形成与中国东南部的稻米种植密切相关。稻米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无限期地每年栽种生长，使得这种素食饮食习惯得以普及。相比之下，小麦和其他作物的种植需要更多的畜力和田地管理技巧，因此部分土地自然转变为草场或牧场。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人在历史上选择了素食为主的饮食结构。这种饮食制度使得人口得以实现更大的增长而不是转向肉食结构成为可能。因为种植稻米需要人力而非大量畜力因此有更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而非养殖牲畜这使得中国能够维持大规模的素食饮食文化从而支持其庞大的人口规模现在中国人口众多以至于无法改变其饮食结构了这种文明决定论使得中国只能选择沿着塑造其文明的路径前进正如魏特夫的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稻米的种植与严格的民事社会纪律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水稻将远东人民与水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明模式。在南印度人们与水库联系在一起而在印度河恒河平原人们则与水井或灌溉渠紧密相连这样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远东地区的饮食文化和社会结构塑造了一种以素食为主的文明模式。在中国的土地上，灌溉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南方，人们依靠平缓流动的河流（以及长江边上的鄱阳湖和洞庭湖的周期性洪水泛滥）进行灌溉。水井、运河等也是重要的灌溉水源，其中京杭大运河既是交通要道，也是灌溉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北方，情况则有所不同。那里的河流湍急，如北河和黄河，为了有效利用这些河流，人们必须筑坝治理。尽管如此，这些河流仍时常发生决口，给农业带来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广东、日本的田野，还是菲律宾和爪哇的台地，水利灌溉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竹制导水管、原始或现代的水泵等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使得灌溉成为可能。这一切让人想起古埃及的灌溉体系，它要求严格的纪律和服从。
水稻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时它开始在冲击平坦的低地上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稻种植扩展到了所有可获得水流浇灌的土地上。随着选种技术的改进，早期的水稻品种不断演化。魏特夫认为，水稻种植在远东推动了的建立，这一观点虽有道理，但在细节上受到了挑战。种植水稻需要水的供应，这无疑影响了远东生活的许多方面。这只是复杂结构的一部分。
在远东，依然存在着大片的蛮荒之地和原始地区。与建立在灌溉基础上的平原文明相比，这些地方具有其独特的优势。确实，山区也有水稻田的存在，但这仅限于人口过度拥挤、有足够劳动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地区，如爪哇。在那些精耕细作成功的地方，文明在远东只占据着小片地区。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山区、与世隔绝的地区的岛屿，成为原始民族和文化的保留地。
乔治·孔多明纳斯在他的著作《我们吃掉了森林》中，向我们展示了西贡内地一个原始部落的生活。这个部落生活在森林中，每年都要开辟土地种植庄稼。他们采用一种叫做“拉当”的流动农业方式，这种农业方式非常原始，没有经驯化的动物。这种农业方式维持了成千上万不同民族的生存，这些民族都非常原始，显然无法适应现代时代，但在与世隔绝的地区得以残存。
与此相反，西方很早就开始同化其原始民族。尽管存在许多与世隔绝的落后地区，西方仍然能够识别并开发这些地区。但在远东却出现了不同的过程。这一巨大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有如此多的民族没有被汉化，为什么在印度有许多部落游离于卡斯特制度及其禁忌之外。这一差异也揭示了历史上的许多细节和现状的一些原因。例如，在塔里科蒂战役中，德干高原上的毗阇耶那伽王国尽管拥有百万军队却败给了素丹的骑兵和炮兵手下。他们的城市被洗劫的不是战胜的一方而是周围的原始部落。这些部落成群结队地入侵城市掠夺财富和人民。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在今天也充满了未被同化的部落和民族他们依靠先进的城市技术但又保持着原始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传统在与现代社会的交汇中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尽管早在1683年，这座岛屿已被汉人征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依然被划分为汉人区与非汉人区，宛如众多岛屿上的“大陆上真正的防水隔舱”。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这些少数民族仅占全国总人口的约百分之六，但其地理分布却十分广泛，占据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换言之，在地理范围上，他们历来是多数。
这些少数民族包括广西的壮族、苗族、黎族、傣族和彝族等（他们大多分布在从云南到甘肃的广大地区），还有甘肃的回族以及瑶族等。历史上，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曾对这些少数民族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例如，彝族城镇的门口就立着这样的告示：“彝人三人以上不得聚会或在街上散步”，“彝人不得骑马”。现在的中国已经改善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处境，赋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虽然不像苏联赋予其少数民族半独立的地位，但这些原始社会的根基已经动摇。还采取了坚定有力的措施，为少数民族中最原始者创造了自己的书面文字。只有中国才关心其落后民族（尽管这可能违背这些民族的意愿）。
在那些文明地区之间，原始民族所占据的地区同样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这些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包括旁遮普的狮子、苏门答腊沿海的野猪、菲律宾群岛河流中的鳄鱼，以及各地都有的獠牙利齿、时常袭人的老虎。历史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例如，在大约1600年，法国医生弗朗索瓦·贝尼耶访问了恒河三角洲。他报道说，孟加拉是恒河的礼赠，盛产糖和稻米，一派繁荣景象。在一些河曲中，存在着一些无人居住的岛屿，那里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贝尼耶写道：“这些岛屿是老虎的聚居地，它们经常从一个岛屿游到另一个岛屿。在这些岛屿间航行并登岸是非常危险的。”据说有些老虎甚至胆大包天，竟敢跳上船来，叼走船上熟睡的人。
远东那些伟大的文明体如印度和中国，如果遇到的麻烦来自其疆域内的愚昧原始地区以及那些贫困的吞噬森林的农民，那么它们便能平安存在。来自广袤沙漠和大草原的天罚却更为凶猛。这些地区夏季阳光暴晒，酷热无比，冬季则积雪厚封。在这些恶劣环境中生活的各游牧民族如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等，自历史出现以来直至17世纪中叶，都留给人凶猛、残酷的印象。事实上，直到17世纪火炮的出现，定居民族才真正击败了这些游牧民族。之后，这些野蛮民族被驱赶到一定距离之外，面临着生存威胁，仅仅苟延残喘至今。对于这些游牧民族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缓了与他们毗邻的大型文明的发展进程。正如赫尔曼·格茨在其经典文集《印度文明的各个时期》中所论述的那样，印度和中国都因与广袤的原始地带接壤而面临相似的挑战。中国的万里长城虽然是一道重要的象征性屏障，但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突破。
文明与野蛮的交锋从未停止过它漫长的历史征程和令人深思的故事。无论是古老的东方文明还是原始的游牧民族所经历的种种挑战和冲突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尊重并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共同创造和谐共存的世界。根据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研究，游牧民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本从事农业的人群。随着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那些未能掌握这些技术的人群被迫向外迁移，最终占据了广袤但分散的草地。这一过程将原本定居的农民转变为不断游动的牧羊人，文明似乎成为了催生“野蛮”的母体。这些从内部危机、社会革命和人口增长压力中走出来的野蛮民族，时常回归农业定居地，但他们的回归往往伴随着劫掠和征服。
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布尔在回忆录中描绘的印度斯坦景象，充满了对定居农民的鄙视和瞧不起。他眼中的印度居民，无论是能力、才智还是热情都显得不足。他们的生活方式、建筑、庭院和服饰都缺乏高雅和美感。印度斯坦也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丰富的金子资源，无论是金锭还是铸币。
这位来自突厥斯坦的，尽管对游牧的沙漠生活充满自豪，但在评价印度的古代文明、艺术和建筑时却流露出傲慢之情。蒙古人的大规模征服运动并非本书的主题，本书更关注的是对中国和印度的影响。蒙古人的征服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入侵。
这些入侵的方向多样化，包括西方和遥远的欧洲、东方以及南方和印度。入侵的游牧民族每一次发动侵略，中国和印度都是受害者，首都也未能幸免。这些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到了20世纪，即使是技术战争也未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杀戮。
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入侵的浪潮意味着不断的毁灭和倒退。尽管两个国家在长时期内成功地同化了入侵者，但它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是否应该由野蛮民族对远东和欧洲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负责？这是否是该地区命运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印度的情况下，可以这么认为。在最开始，旁遮普的雅利安人与希腊人、克尔特人、古意大利人和日耳曼民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类似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描绘了恒河上游平原被征服过程中的骑士文化。这些野蛮民族的入侵不仅给中国和印度带来了灾难，也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和文明进程。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和印度最终通过适应、同化以及保持对生活的控制力，成功抵御了入侵的浪潮。在佛陀的时代，北印度展现了一幅与希腊城邦相似的贵族制共和国和小型王国的丰富多彩画卷。这些地区积极进行贸易，展现了繁荣的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元前3世纪时，旃陀罗笈多和阿育王建立了印度早期的帝国，统一了除德干高原南端小部分区域外的广大领土。与此亚历山大的希腊—马其顿帝国也正在逐渐崛起。
在纪元伊始，北方的西徐亚人开始南侵，这一浪潮在公元3至6世纪达到了巅峰，建立了宏伟的笈多帝国。此后不久，印度步入了类似西方中世纪的时代，出现了农奴和大型封建国家。尽管印度和欧洲的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存在平行，但两者之间在形态上并非完全并行。尤其是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区别并不显著。
自那时起，两者的鸿沟开始扩大。与此中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蒙古人征服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非完全负责中国后来被西方超越的原因。来自草原的入侵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即使如此，远东的波折命运并非完全由外来入侵者决定。事实上，远东文明的某些内在特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远东文明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特征，它们在早期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熟程度。这种成熟也导致了一种框架的形成，使得某些基本结构几乎排斥变化。这种特性赋予了远东文明一种卓绝的超凡统一性和内聚力，但也使其发现自我改变变得极为困难。尽管有着种种内在的阻力，但远东文明仍然有其独特的魅力。
我们必须忘记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理解方式，去理解远东的这两大文明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在远东，纪念性建筑可能因使用易碎材料而迅速衰败，但人类社会和文化却显得坚不可摧。像印度教在中国和印度一样，这些宗教体系与坚韧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这两个国家的宗教和社会结构似乎相互支撑，共同维系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与思想。
与西方将人类与圣物明确区分不同，远东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宗教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到哲学、和社会关系都与宗教紧密相连。这种深度融合常常让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对于远东来说，举行祭祀仪式是为了与制约人类事务的神圣秩序相协调，是为了过上一种神圣的生活。
远东文明的停滞不前并非完全由外在因素决定，其内部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内外交织的复杂因素使得远东在某些时期显得停滞不前。然而正是这种独特之处也使得远东文明引人注目并充满魅力等待我们去深入了解与发掘。印度教在其本质上更多的是对种姓制度所蕴含价值的认同，而非对神灵的信奉或神祇的崇拜祭祀，这些元素仅仅是其整体的一部分。与此相似，中国人对于纷繁复杂的神祇体系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他们重视的是对所有神祇的礼仪和职责的履行，包括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遵循等级制度所规定的各种职责。
印度的宗教内涵与中国的宗教内涵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它们的宗教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如果我们仅仅将印度与远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可能会忽略远东内部的这些深刻差异。显然，印度并非中国。如果与中国相比，印度可能看起来更加倾向于宗教熏陶，那么相对于印度，中国则似乎更像一个理性主义的国度。
在遥远的过去，中国经历了重大的思想危机，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危机有着相似之处，那次危机后来孕育了科学精神。我们将看到，儒家思想在这次不可知的和理性主义的剧变中承袭了遗产，与政治局势相适应，度过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宗教争议，重塑为新儒教，自13世纪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在中国，两种思想潮流并存，社会的停滞既受到宗教的影响，也同样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在印度，宗教则起着主导作用。当人类社会的组织表现为精神真理时，人们如何能够改革这一社会，甚至对其提出质疑呢？这种差异体现了两个国家在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独特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