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死后，为何他的徒弟李梦阳会抨击他呢？

在弘治六年春闱的繁花似锦中，朝廷会试的主考官李东阳，从好友杨一清的口中，听闻了一个与自己颇有渊源的举子李梦阳。杨一清描述的那位举子，名字与自己仅差一字，且在乡试中便展露锋芒，令人瞩目。李东阳打趣道：“我名东阳，因日出而生，而他名梦阳，想必是追随太阳之梦。”言谈间，杨一清叮嘱李东阳留心这位才子。李东阳自信地笑道：“千里马岂能错过？”

李梦阳对前辈李东阳早已心生仰慕，而李东阳在考核中也对其才学与品行颇为赞赏。于是，李梦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茶陵诗派的忠实追随者，师从李东阳，汲取着诗派的精髓。

弘治十五年，李梦阳的父亲离世，李东阳亲自撰写碑文，表达了对李梦阳的深深爱重。这份荣誉让李梦阳倍感骄傲，虽然其中或有政治依附的成分，但作为文人，他在茶陵诗派中确实收获良多。他与李东阳的文学主张相近，都追求自然生动的笔法，坚信“真诗在民间”。

正德元年的李东阳六十大寿，似乎为这段师生情埋下了阴影。李梦阳献诗祝贺，赞美老师的文章与书法，却未提及李东阳引以为傲的诗歌。有人因此揣测李梦阳对茶陵诗派已有异心。但从他当年的诗作来看，他并未全盘否定李东阳的诗歌，他们之间的纠葛，其实远比想象中复杂。

历史的记载中，李东阳与李梦阳之间的龃龉源于“康海事件”。康海，这位茶陵诗派的状元，在母亲去世后请资历尚浅的李梦阳代写碑文，这无疑触动了内阁大臣的敏感神经。李梦阳的这一举动让李东阳心生寒意，毕竟这关乎到文阁的论资排辈与师徒情分。

如果康海能谦逊低调处理此事，或许双方的冲突不会激化。然而他却将矛头指向李东阳，批评其诗歌水平。这令李东阳更加不满，从此对李梦阳也颇有偏见。尽管这不能全怪李东阳心胸狭窄，但李梦阳的举动确实令老师难以接受。更何况情商偏低的他并未及时与老师沟通，这也使得矛盾愈发难以化解。

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因事入狱，阁臣无人相助，李东阳也保持沉默。这段恩怨在李梦阳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人认为是李东阳长期把持文坛、压制话语权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李东阳虽居高位，却并不能一手遮天。尤其在宦官专权的时代，他常受困扰与侮辱，哪有心思打压后辈。李梦阳自觉怀才不遇，与李东阳生嫌隙后“另立门户”，这也并非李东阳的过错。

李东阳去世后，李梦阳的怨气未消，在《凌溪先生墓志铭》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老师的文章老套、媚俗。往日的师生情谊已荡然无存。但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这段师生恩怨，也只能留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