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0相关的中国之最(笔记04石窟中国化之祖麦积山
原创 赵杨 看展客 2023年6月26日 发表于海南
探索石窟艺术的神秘之旅——记云冈石窟与麦积山石窟的渊源
云冈石窟，尤其是“昙曜五窟”，在十六国北朝石窟艺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关于其起源，历史文献记载中提到“凉州沙门、佛事皆俱东”，使得凉州石窟的影响备受关注。昙曜五窟的形制、体量、题材和布局与河西石窟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其起源之谜仍然扑朔迷离。
在排除了北凉的可能性之后，我们的目光或许应转向秦州或长安寻找其源头。在我看来，答案可能隐藏在麦积山石窟中。如果说天梯山石窟是石窟艺术的鼻祖，那么麦积山石窟则可以说是中国石窟艺术本土化的发源地。
圣地麦积山，位于今天甘肃省的天水市。天水，因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设立天水郡而得名，郡名取自境内湖泊——天水湖，冬夏水位不变，因而得名。与此嘉陵江流域的陇南山地一带设立了武都郡。这片区域由秦岭山脉西延部分和岷山东延的支脉摩天岭组成，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之一。嘉陵江的多条支流均发源于此。
天水所在的陇西、天水、武都三郡，共同构建了今天甘肃省定西市、天水市和陇南市的行政区划。历史记载中，麦积山石窟开创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时期。现存文献和碑刻显示，在五世纪初就已存在佛教修禅活动。其中一位高僧玄高在麦积山修行时聚集了百余名僧人。更有意思的是，玄高遇到了一位名叫浮驮跋陀的大师级人物，两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为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增添了浓厚的色彩。浮驮跋陀是华严经的翻译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禅律大师。他曾在长安与鸠摩罗什交流佛法，并在玄高时期与慧远一同在庐山弘扬佛法。慧远大师在庐山建造的佛影窟不仅在中国本土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可能开启了中国石窟艺术的本土化进程。
关于石窟艺术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解答。麦积山石窟是否是中国石窟艺术的起源地？这一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麦积山石窟作为北方佛教的重要据点之一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历史文化价值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游客的探访。无论是研究佛教文化还是欣赏艺术之美，麦积山石窟都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目的地。在佛教的熏陶下，慧远大师在崖壁上雕刻佛像，营筑龛室，并以神圣的佛影铭刻于石上。这一切都与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所刻的铭文相呼应，共同见证了早期石窟的辉煌历史。这些描述与刘宋时期“于光处起寺，即崖镌像，因险立室”的传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最早的石窟艺术的珍贵记录。
慧远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圣地转移”的表现。他在龛室中绘制佛的“光相”，使人们在“若隐而显”中感受到释迦本人的佛身。这种传统与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风格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修行方便论》中提到的成曼荼罗，在修行时明见无量色种，与麦积山的自然景观相呼应。麦积山因其地势较高且雨水丰富，每逢阴雨连绵时便隐于云雾之中，形成了著名的天水八景之首——麦积烟雨。正如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李天铭老师所说，麦积山的自然景观符合禅观经典中所提到的禅观境界，这至少可以为我们解释玄高为何选择麦积山作为修行之地。
成曼荼罗图中的“须弥山”与麦积山的实际地形也相吻合。在禅观一脉的众僧眼中，麦积山无疑是一座神圣的圣地。结合庐山的实践，营筑龛室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来到麦积山，早期洞窟主要分布于西崖中下部，多为敞口型大龛，顶略成穹隆形。其中第74、78窟是学者公认的第一批洞窟之一。尽管这两窟的前部已完全损毁，但残存洞窟的形制和造像仍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础。特别是78窟，正壁塑坐佛一身，左侧胁侍菩萨一身，正壁左、右各开一小龛，小龛内塑思惟菩萨、交脚菩萨各一身。这些塑像的特色与云冈石窟的风格相似，如佛像袈裟的半偏袒式形制以及正壁佛像的头发和肉髻的漩涡状水波纹等，都显示出麦积山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佛坛壁画上，五代时期的重绘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老的艺术风貌。在壁画的边角泥层断离处，我们可以观察到下层壁画，其中著名的仇池镇供养人画像（1965年剥出18身）引人注目。这些供养人头戴软角幞头，抹额束带于脑后，身着圆领窄袖服装，手持莲花、忍冬等，与莫高窟125和126窟中发现的北魏刺绣供养人衣着十分相似。推测这个窟的原供养人画像数量可能超过百人。墨书残存在其中第7身的身旁。
供养人帽子的样式也与麦积山石窟的某处供养人帽子极为接近。参观者可在此感受到古代文化的交融与传承。78窟作为麦积山石窟的特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虽然我每次都会认真参观，但至今仍然无法辨识出仇池镇的字迹。
在历史笔记中，提到北凉在与西秦的战斗中开始占据主动权，特别是在北魏时期。蒙逊得知北魏围统万、占长安后选择附魏。北魏封仇池王杨玄为南秦王，而对蒙逊则不予理睬。仇池镇位于甘肃西和县洛峪，临近秦州，设置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同年，太武帝灭佛，因此原猜测的佛像年代都是基于复法而来。也有学者认为78窟的修缮与武都王杨元和投奔北魏有关。个人认为目前的佛像是复法之后的产物，略早于云冈20窟大佛。
供养人的历史可能与太和十二年的某些政治变动有关。仇池镇改梁州后，衍生出了新的官职和地位标识，比如镇将州刺史都督诸州事等。正面台基边缘的木边框多处有火烧痕迹，且多数焚烧木框位于仇池镇壁画下层，有学者猜测这是北魏太武帝灭佛的遗迹。在清理佛座周围的泥土和碎石时，发现了火头明王和伎乐两块壁画，这些壁画展现出北朝晚期至隋代的画风。这些壁画曾在常州麦积山展展出，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欣赏。如今，这些壁画也在深圳南山博物馆展出。可以想见麦积山的78窟在隋代进行了整修或重修，类似于莫高雷的某些石窟，这样的位置使得空间改造成为必要。对于早期石刻而言，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时提到了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张铭老师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最后提到了河南道的相关知识。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中介绍了河南道的历史和重要性以及丝绸之路上的河南道的角色和价值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等详细细节等介绍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平行路线河南道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性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变迁等介绍了吐谷浑被封为河南国的情况河南道的开拓历程以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兴衰情况等还提到了十六国时期吐谷浑与北凉建立友好盟国关系的史实等历史背景丰富了文章内容并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高僧传记中，道开大师于石虎建武十二年（346年）从敦煌启程，穿越青海，足迹遍布柴达木盆地，最终抵达秦州（今甘肃天水）。这条路线不仅是一条支线，更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
河南道的主要路线其实是以入蜀为核心，之后再通过益州的水路抵达建康（今南京）。与此沿着这条路线，有许多佛教求法僧侣、商队和使者等不同身份的人士往来于此。他们通过益州北上，沿着“青海路”进入丝绸之路的西段，再前往西域。如长安的释昙弘法师，他两次往返于长安和蜀地之间，传递着佛教的信仰和文化。
罽宾禅师昙摩密多也在刘宋初年踏上了这条道路，他度过流沙，到达敦煌，并在那里建立了精舍。之后，他前往凉州，继续传播佛教的禅业。他的事迹展示了佛教在西域、江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释慧览年轻时与玄高交往密切，他游历了西域各国后，经由河南回到国内。他的事迹展示了河南道的畅通无阻，使得南北佛事交流极为方便。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益州地区的成都万佛寺、西安路等地都出土了表面贴有金箔的佛像，这些可能是直接从西域迎请回来的。
河南道的畅通无阻使得十方佛的传播成为可能。例如，78窟和炳灵寺169窟都有十方佛的存在。炳灵寺第169窟的开窟时间与东晋时期的佛驮跋陀罗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间相吻合。这部经典中的十方佛名仅见于卷四、卷五，但在建康校毕后不久就影响到了炳灵寺。
后秦时期，姚兴将鸠摩罗什迎至长安，并大力支持其译经事业。麦积山的秦州刺史姚嵩是一个信奉佛教的人，他和姚兴共同为鸠摩罗什提供了良好的译经环境。姚兴对佛教的态度在当时的文献中也有所体现。从东汉到西晋的佛像多以信仰为“祥瑞”，但随着亲营像事的出现，逐渐转变为将佛像作为弘扬佛法的工具。姚兴重视“三世实有”，长安地区率先开凿三世佛题材的石窟也就不足为奇了。
河南道的开放与畅通不仅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交流，也使得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更加密切。这条道路上的石窟艺术也展现了中国佛教与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自麦积山终北朝之世，一直流行着三世佛题材。这一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在北凉石窟中也有所体现。日本京都博物馆收藏的北凉早期写经北凉玄始十六年（427）的优婆塞戒经卷第七，便记录了秦州沙门道养笔受的事迹。这表明秦州的僧人们在这一时期非常活跃，而玄高大师可能也在此地布道。
姚兴对佛教的推崇和鸠摩罗什在北方的声望，使得大乘佛教思想有可能从长安传至四方。高僧传玄高传中提到的玄高、秦州玄绍、长安昙弘等人，可能部分属于小乘一脉，他们在营造龛室、绘制佛像时，注重表现佛的“光相”，通过“若隐而显”的手法，让人们感受到释迦本人的佛身。罗什一派与玄高一派的结合，进一步扩展了长安-秦州风格的佛教艺术。
尽管长安-秦州佛教对平城的影响在历史上有所记载，但它似乎被凉州石窟的光芒所掩盖。麦积山的一些造像因素与云冈石窟局部相似，但总体上却独具特色。例如，麦积山的第74、78窟的菩萨样式就不见于云冈石窟，韦正老师指出其化佛冠与云冈石窟相同。韦正提出一个假说，这类佛像可能是从云冈改造而来，但反过来的可能性较小。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麦积山的第74、78窟与吐峪沟K18、张掖马蹄寺千佛洞1窟、天梯山4窟、炳灵寺169窟等所展现的结果差异显著，即使考虑后期改造的因素，也依然存在巨大差异。这可能意味着麦积山的这两窟并非通过河西道传来，而是可能直接经河南道从龟兹传入。
可能的逻辑线索是，秦州麦积山最初作为小乘禅修之地，洞窟/石室最初用于禅观。随着汉地铸造、雕凿佛像技术的提升，以及西方技术的引入、庐山模式的启发和皇室及地方的支持，石窟逐渐出现，大乘思想融入其中，造像成为功德，最终麦积山成为一座“佛教圣迹灵鹫山”。
宋人将麦积山视为胜迹，其创建始于姚秦，并在元魏时期达到成熟。最终的结果还需要依赖麦积山石窟C14的检测结果来证实。但麦积山石窟作为最早的石窟中国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关于中国四大石窟的争议，麦积山石窟始终稳固地位列其中。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主流。莫高窟以彩塑和壁画闻名，是世界上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的高峰之一。龙门石窟则展现了中国北魏至唐代期间最优秀的造型艺术。而麦积山石窟以其悠久的营造历史、精美的泥塑造像独步中国各大石窟，闻名海内外。
70年前，郑振铎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开始提出四大石窟的说法。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较早提出了四大石窟的列举，并对麦积山石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麦积山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和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我非常推荐大家亲自走进麦积山石窟，领略其恢弘的艺术魅力。
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孝文帝太和时期改梵入夏的浪潮下，相同粉本在不空的变化以及北魏晚期麦积山出现的世俗化极浓厚的造像特点。例如121窟特窟中的“窃窃私语”以及菩萨与螺髻像合作为佛的胁侍的形式，显然受到了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佛教造像的影响。麦积山石窟的第133窟特窟所塑造的“小沙弥”形象堪称该山石窟在特定时期世俗化的显著标志。这一石窟展现了北魏石刻艺术的独特风貌，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透露出南朝风格的深刻影响，使得麦积山石窟的民族融合特征尤为鲜明。这不仅仅是石窟艺术的呈现，更是民族文化交融与传承的生动写照。
深入探索麦积山石窟，你会发现每一窟都蕴含着丰富的故事与历史。其中，44窟特窟更是备受瞩目，其细腻入微的雕刻技艺让人联想到西魏皇后乙弗氏那迷人的微笑。她的微笑中流露出的人性之美，无疑是对人类情感的一种深刻诠释，让人感受到艺术的冲击与震撼。
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历时长久，其丰富的艺术风格和时间线索仿佛是一把串联中国石窟艺术的钥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不同的文化元素、不同的民族特色在这里交融碰撞，共同构成了独特的麦积山石窟艺术。
每一座石窟都是一个故事，每一尊雕像都是一段历史。麦积山石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艺术的震撼，可以体验到历史的厚重，可以领略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麦积山石窟，不仅仅是一座石窟，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一段传承下来的文化。
麦积山石窟的艺术价值无法用言语来完全表达。它不仅仅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来到这里，你会被这里的艺术氛围所感染，会被这里的历史文化所震撼。麦积山石窟，期待你的到来，带你领略中国石窟艺术的魅力。